二是要确保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从而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防止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异化以及与非中国式现代化可能产生的完全同质化。

[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页。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的谈话中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来龙去脉曾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

二是要确保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从而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防止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异化以及与非中国式现代化可能产生的完全同质化。二、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道路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体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统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5]这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首次提出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这个未来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大远景。[32]可见，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正确方向，而只有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才能有效地服务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条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特征作出科学阐述的基础上，明确地使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来全面、系统和科学地归纳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标识和具体道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作了立体式、全息式的阐释，在政策层面全面和系统地确立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完成的阶段性目标和具体任务。

从九项本质要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逻辑关系来看，九项本质要求是整体性地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相对应，即任何一项本质要求都不可能有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只有九项本质要求都达到了既定标准，才有可能从整体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既定目标。1978年宪法虽然仍然保留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原则立场，但却首次在宪法序言提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前文分析的属于职权范围的司法行政事务，自然也构成了地方性法规的介入边界。

对此需要注意两点：首先，现有研究已经通过缜密的分析指出，随着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经济、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变革，司法地方保护的激励逐渐弱化，障碍性条件逐渐增多，来自上级法院的干预转而成为主要问题。需要稍加讨论的是组织中的内部组织，由于《人民法院组织法》第27、28条的存在，从尊重现行实在法的立场出发，现阶段可以允许司法解释对内部组织作出规定。如果它们制定的规范不得介入司法制度，那么前文列举的诸多司法改革实践，将难以获得肯定的规范评价。再从司法制度本身来看，地方各级法院和检察院由同级地方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二为基本制度（如民事基本制度等）。因此可以观察到一些新的动向。

各地法院不是地方的法院，而是国家设在地方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院，随后提出司法机关人财物应该由中央统一管理和保障这一具体的举措。但另一方面，也不能简单地期望以规范去彻底驯服现实。但这可能恰恰构成了先行研究的一个盲点，应当对产生作更为广义的解释。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原则上亦由全国人大修改。

第二个问题，目前设区的市一级的地方立法范围仅限于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这四类事项，那么这一级的地方立法是否还能介入司法制度？从官方对于这四类事项的界定来看，它们与司法制度之间的可能关联在于司法管辖制度的改革和专业化审判的推进。如果一味地偏向规范一端，就会丧失形成更好政治秩序的可能性。至于统一法律适用，也应当属于法院职权的范围。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和狭义法律的制定主体相同（当然实践中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数量居多，下文也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作为讨论重心），区别主要在于审议程序的简便性。

如果固守只能制定法律的文义，相应的改革实践也将难以有效展开。而经济特区法规虽然在学理上也被认为享有变通权，但是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授权决定中，都表述为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并未明言必须有一个变通的对象。

按照释义书中的逻辑进行推理，两类主体和法检两机关之间存在实质关联，由其制定的规范自然也就有介入司法制度的可能性。组织规范确实主要调整国家的内部关系，但是其调整的结果是，特定自然人的意志在组织规范所设定的前提条件下，可以被视为国家的意志活动，从而能够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对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产生影响。

此外，笔者在分析《立法法》为何禁止向国务院授权司法制度时指出，能够向地方人大授权者，也应当是原本就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具体到司法制度，还有一项更具针对性的理由：在我国，法院和检察院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但是该办法的实际内容涉及大量的诉讼权利事项，甚至规定当事人不得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起上诉，这显然逾越了国务院的立法权限。不难看出，职权由于涉及机关的权力，直接影响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自然应当列入法律保留事项。事实上，《立法法》第12条对于国务院的授权就体现了对于此种政治功能空间的必要关注。再反观各地法院不是地方的法院中的地方一词，显然就不能简单等同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中的地方，其应当是指先前论述中可能制约司法权运行、对司法活动造成不当干扰的各类具体的地方主体。

至于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考虑到其制定主体，介入司法制度的可能空间只会更大。其次，受制于地方，主要是指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党委和政府。

二、《立法法》的法律保留理由（一）规定为法律保留事项的理由立法者在确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保留事项时，首要标准是宪法的明文规定。由此带来的实际效果，已经不亚于在外部设立了一个新型的专门法院。

但如果指的是专门的环境资源法院，就超出了地方性法规的介入空间。2023年修改《立法法》虽然对该条作了一定调整，但是前引的两处表述并没有发生变动。

 赵一单，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为了解决此问题，学界一直以来都建议由立法机关在相关诉讼法中对诉讼费用交纳作出更为详尽的规定，或者制定专门的单行法。采取此种方式的原因就在于，相应的改革内容已经构成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超出了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法工委在关于决定草案的说明中也坦言，对监察法规作出明确规定，较为理想的解决方式是修改立法法。

传统上对于行政活动的法律保留范围，采取的是侵害保留说。一是针对司法制度中的特定事项，加快各种专门法律的制定。

问题在于，两份决议都配置了多种法律解释权。2012年，两高联合发布《关于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通知》，再次明确地方法检一律不得制定在本辖区普遍适用的、涉及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至于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在法律文书中援引。

2007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考虑到前一年通过的《企业破产法》已经对企业破产程序作出统一规定，因此删去了这一章。在提出这一论断之前，讲话先提及目前，我国司法人员和经费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体制，司法权运行受制于当地，司法活动易受干扰，然后再提出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

但实践中，却是由国务院在2006年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制定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出台四部有关国家机构的法律，最直接的考虑，正是为了保证全国人民能够自己管理国家、自己掌握命运，把国家权力真正放在人民手里。一方面，虽然《宪法》将司法行政工作规定为国务院的职权，但是司法部实际负责的主要是律师、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公证等司法管理工作，法院系统内的司法行政工作，仍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针对第一项条件，有观点认为审判与检察工作的范围难以预先确定，因此这项条件并不构成对司法解释的实质限制。

但是两类做法背后的理念基础存在差别。该条规定了授权立法制度，但又将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三类事项设定为不得向国务院授权的事项。

为此，首先需要检讨固守文义边界的妥当性问题。毕竟《立法法》第11条的主文非常清晰：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似乎并不存在其他规范的介入空间。

第131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其他的司法行政管理权，也应当遵循上述思路进行二分。